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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汤-张安世家族看汉代统治思想的变迁

副标题:统治思想变迁   文章来源:中华张氏网   责任编辑:fang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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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2016/12/27 16:31:09

摘要:张汤—张安世家族是汉代著名的名门望族,有“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之誉。张汤尊奉黄老刑名之学,仕汉武帝一朝,官至御史大夫;其子张安世累官至大司马、卫将军、领尚书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封富平侯;第六代富平侯张纯精通礼制、明习故事,对东汉朝仪制度的建立贡献很大,改封武始候。张氏家族从研习黄老刑名之学到以儒学立家的过程是两汉统治思想变迁的缩影,有重要研究价值。

关键词:张汤-张安世家族 黄老刑名之学 春秋决狱 儒家礼制

 

张汤—张安世家族与留侯张良家族的同族。自张汤开始该家族累世为公卿,侯爵传承九代,是两汉功勋侯爵传承唯一不曾断绝的一家,范晔赞叹说:“自昭帝封安世,至吉,传国八世,历经篡乱,二百年闲未尝谴黜,封者莫与为比。”[1]是汉代著名的名门望族。张汤—张安世家族是最为典型两汉功臣之家,其家族在两汉的风云变幻之中总能把握住朝廷统治策略的脉搏,长盛不衰,对研究两汉统治思想的变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张汤家族是留侯张良家族的别支,《汉书·张汤传》记载“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根据历史记载的时间推算张汤与留侯张良的生活时间相差20年左右,张汤的祖父或者曾祖与留侯为同一代人。张汤之父官职不高,仅为长安丞。

张汤幼年就开始修习律例,司马迁的《史记》中留下了著名的“张汤审鼠”的故事。成年之后,张汤曾担任过长安丞、宁成掾、茂陵尉,后在丞相田蚡的推荐之下相继担任丞相史、侍御史、太中大夫等官职,深受汉武帝器重,后又升迁做廷尉,直至担任御史大夫。因为张汤深受武帝宠信,多行丞相事,权势远在丞相之上。

张汤精通律法,作有《越宫律》二十七篇,对汉代法律贡献很大。汉律最初被称作“九章律”,是汉初萧何在李悝所撰的《法经》,《盗》、《贼》、《囚》、《捕》、《杂》、《具》等六篇的基础上,增作《擅兴》、《厩》、《户》三篇而形成的。后来叔孙通又作《傍章》十八篇,赵禹作《朝律》六篇,张汤作《越宫律》二十七篇,合计六十篇,形成了完整的汉代律法体系。他与赵禹共同制定的各种律令,严峻细密,对任职的官吏尤其严格。

张汤执法非常严酷,在打击王族贵戚,剪除豪强,惩治富商方面不遗余力。在任侍御史期间,他负责查办“陈皇后巫蛊案”,追查出楚服等人为陈皇后施巫蛊之邪术,祝告鬼神,祸害他人,属大逆无道之罪。最终处巫者楚服斩首于市,与此案有牵连者且被诛杀者三百余人。淮南、衡山、江都三王私造兵车弓箭,偷刻皇帝玉玺和将相等文武官员印章,甚至派人刺杀大将军卫青。在处理此案件时,他穷追猛打毫不手软,牵连者一概按律处死,共诛杀牵扯此案的列侯、二千石以上官员、豪杰数达万人。张汤也因此晋升为御史大夫。

他坚决支持汉武帝讨伐匈奴的战争,利用法律手段协助汉武帝打击豪强、实施币制改革、盐铁专营,推行“算缗”和“告缗”。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众生活和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但也应当看到张汤在推行这些政策时对从中侵夺渔利的不法官吏也在进行者坚决的打击。由于张汤执法严峻,因而得罪了为数众多的豪强贵戚,最终被诬告致死。从根本上来讲张汤的作为是围绕着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和打击匈奴的需要来进行的,没有掺杂私利。

张汤是汉代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因执法严酷因此也被人视为“酷吏”,也因为善于体察上意而被人认为狡诈,但从其所作所为来看,其行为符合汉初的统治思想——黄老刑名之学。汉初黄老之学是道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混合体。《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壹)》讲“一年从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四年而发号令,五年而以刑正,六年而民畏敬,七年而可以征据。”[2]黄老思想主张渐进式的统治方式,最终落实到依法治国,并非一味的无为而治,其用法主张循名责实,慎赏明罚,为加强中央集权服务。《韩非子》说:“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善,而国之所危也。”张汤的法律思想和执法手段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张汤及其子张安世的法律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汉王朝法治思想由法家到儒家过渡的特征。

张汤善于变通,其法律思想非常灵活。其部属杜周讲“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段话道出了法律为统治者服务的本质,也符合法家“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思想。

汉武帝“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于是张汤于是请求以博士弟子中研习《尚书》、《春秋》的人补任廷尉史,以解决法令中的疑难之事,在决断重大案件时附会古人之义,这大概是最早的“春秋决狱”。但是不同的是在审判疑难案件时,张汤一定为汉武帝准备详细的卷宗以待皇帝查验,并将皇帝的判断作为廷尉断案的法律依据。这又明显不同于西晋时期,完全以儒家经典作为案件的判决标准的办法。他的这种做法是典型的“阳儒阴法”,以儒家之名,行的是法家之实。

由于其其法律思想处于过渡阶段,因此上在立法和执法之中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法家思想主张严刑峻法,“以刑去刑”,要求简明易行;儒家从德治的角度出发主张“明德慎罚”的刑法思想;两种思想很难调和。因此必须不断对法律进行解释,这就造成了法律条文的不断增加。“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汉书.刑法志》)纷繁庞杂的汉律当然不易检索适用。同时,前后解释之中可能存在严重的逻辑矛盾。

到张安世时期,汉朝的法律思想已经明显的偏向儒家的礼制和德治思想。

张安世非常注重维护儒家纲常,维护君主权威。有一位郎官功劳很大,但却没能得到提拔,于是请求张安世为他说话。张安世对他说:“你的功劳很大,皇上是知道的,作为臣子的,怎么能自说长短处!”。他表面上拒绝替郎官说情,但私下仍然向皇帝推荐,不久这位郎官果然升官了。皇帝权威也因此得到了维护。

张安世在任光禄勋时,有名郎官因喝醉酒在大殿上小便留下污迹,主事的人报告安世要求依法处理,张安世却说:“你怎么知道不是因为天气返潮造成的呢?怎么能拿小过来治罪!”不因为一时疏忽犯下的小过错而严惩大臣,这是典型“明德慎罚”思想。

张安世在处理案件过程中有维护封建礼制发对僭越的特点。一名郎官与官婢淫乱,官婢之兄向张安世告发。张安世说:“奴仆发怒,诬蠛士大夫。”反而让官署责备官婢之兄。儒家讲“尚贤使能,则主尊下安;贵贱有等,则令行而不流;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3]张安世的做法已经明显带有维护儒家伦理的色彩。

西汉末年第六代富平侯张纯承袭爵位。张纯精通礼制、明习故事,对东汉朝仪制度的建立贡献很大,已经成为典型的儒家学者型官员。

在西汉末年绿林赤眉起义之中,张纯在前朝勋臣中最早投奔光武帝刘秀,因此得到光武帝的信任,官至侍中、御史大夫,改封武始候。张纯并非一味的谄媚奉承,取悦皇帝,而是因为敢于坚持儒家礼制原则,因此得到皇帝尊重的。

在儒家看来新王朝建立的头等大事是恢复儒家的社会伦理秩序。按照光武帝本意是要将本支始祖纳入供奉体系的。光武帝属于长沙定王刘发一系,如果将长沙定王奉入太庙那么就和昭帝以后的汉朝皇帝嫡系产生抵触。因此,张纯与太仆朱浮共同上奏:

“陛下兴于匹庶,荡涤天下,诛锄暴乱,兴继祖宗。窃以经义所纪,人事众心,虽实同创革,而名为中兴,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来,宗庙奉祠高皇帝为受命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孝武皇帝为世宗,皆如旧制。”

光武帝进行妥协,改立亲庙四世,推南顿君以上尽于舂陵节侯。张纯仍然据理力争:

“礼,为人后者则为之子,既事大宗,则降其私亲。今禘祫高庙,陈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并列,以卑厕尊,不合礼意,设不遭王莽,而国嗣无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继统者,安得复顾私亲,违礼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孙后祖,不敢私亲,故为父立庙,独群臣侍祠。臣愚谓宜除今亲庙,以则二帝旧典,愿下有司博采其议。”

最终光武帝再次妥协,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为亲庙,尊宣、元皇帝为祖、父,皇帝亲祭祀,成帝之后诸皇帝,按制度办理。为亲生父亲南顿君立皇考庙。祭祀上溯到舂陵节侯,由群臣祭奠,以明尊尊之敬,亲亲之恩。此次大礼仪之争以张纯获胜告终。

因为张纯坚持儒家原则,熟悉礼仪规范和前汉掌故,因此每当遇到典章制度缺失的时候光武帝就要找张纯咨询。东汉初年的郊、庙、婚、冠、丧、纪诸多礼仪,大多由张纯主持制定。张纯还根据儒家“圣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礼义,既富而教”的原则,依据《七经谶》、《明堂图》、《古辟雍记》、《孝武太山明堂制度》为东汉设计了辟雍、明堂制度。

主持泰山封禅是张纯最为辉煌的的时刻,达到了儒家名臣一生最高的追求。建武三十年(56年),张纯上书光武帝封禅泰山,被光武帝采纳。中元元年,光武帝东巡岱宗,张纯以御史大夫的身份随从封禅,并依照汉武帝上元年间仪式举行了封禅大典,帮助光武帝起草了封禅文书,刻石纪念。

张纯在具体的行政事务之中,也遵照儒家规范。他选拔的下属官员都是知名大儒。为大司空时,主持修建穿阳渠,引洛水浇灌田地,加强漕运,政府和百姓都得到了利益,赢得了上下一致的称赞,是儒家所推崇的才德兼备的贤吏典范。

东汉时期,西汉所封列侯非宗室者不能承袭侯爵。光武帝下令张纯宿卫十有余年,不要废除,更封武始侯,封地为富平侯的一半。这在两汉功勋之家是了不起的荣耀。

孟子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但张汤—张安世家族十世荣显,九代封侯,打破了历史固有的惯例,成为两汉勋贵第一家。张氏家族的经历是两汉统治制度变化的缩影,张氏家族从研习黄老刑名之学起家到以儒学立家的过程,深刻的反映了两汉统治思想变迁,也为研究汉武帝到汉光武帝之间道、法、儒三家权力更替留下了很好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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